在北京工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我妈妈不希望我找外省的,10万元彩礼钱是底线,没有商量的余地。将来订婚,只增不减。如果男方是外省的话,彩礼钱至少要20万元。妈妈认为,如果我嫁到外省,回家不方便,无法照顾和赡养老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对彩礼形成因素进行专门研究,他们发现,虽然社会变革使得人们的认知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观念的最终落脚点仍是价格的商定。社会变迁虽然使得个体的流动性增强,依靠个人的人力资本获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正是因为这样,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家庭更加注重通过提高彩礼来降低未来的风险。

在北京白领王宁宁的记忆中,讨论彩礼就像一场拉锯战,而这样一场拉锯战或许正是一个缩影:

2015年2月,女方家长会见家族长辈,商讨彩礼事宜并准备起草“红单”(红纸上标明彩礼价钱与相应的实物等,实质上就是一张婚嫁凭证。同时,“红单”必须由长辈起草并双方签字方为有效)。女方家长提出的13.9万元遭到家族长辈的强烈反对:“你供她读书就不止10万元,13.9万元你能得到什么”“村姑都不止十五六万了”“人家二婚的都18万啊”“这么低的价格,你也别谈彩礼了,就让他们夫妻负责养老吧”。

最终,家族长辈参照婚姻市场中的标准价格并根据待嫁女王宁宁的学历资本,提出了20万元的彩礼定价。

不过,女方家长为了减轻女儿将来的经济负担,还是抵住压力,坚持13.9万元彩礼价格,不过将回嫁妆部分改为3万元,即女方家长净得10.9万元。此时,家族网络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彩礼的商定变为对传统程序的遵循。